《植根與逾越：「六堆常民人物誌2」短評》

作者：鍾秀梅（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、美濃愛鄉協進會理事長）

美國作家蘇珊‧桑塔格(Susan Sontag)畢生觀注影像與解放的問題，她辭世前在〈攝影小結〉一文中提到： 「現代觀看方式是碎片式觀看。人們覺得現實上根本是無限的，而知識是無止境的。依此，則所有界線、所有整體的觀念都必定是誤導的、蠱惑人心的；充其量是臨時性的；長遠而言是不真實的。根據某些整體的概念來觀看現實，對塑造和形成我們的經驗有無可否認的優勢。但它也否認真實事物的無限多樣性和複雜性。因此，它壓抑我們再造我們希望再造的東西的能量，確切地說：權利。真正的解放、我們被告知，是注意更多、更多。」 通過參與「六堆常民人物誌2」系列紀錄片的漫長評審，以及和製作團隊緊張的互動過程，體會到蘇珊‧桑塔格提醒我們對既有現實概念所形成刻板印象與成見的陷阱，需要有更多的警覺與注意，因為無限多樣和複雜的社會提供了創作思考與能量，不應自我窒息，劃地自限。從「植根與逾越」兩個視角來分析這一系列作品，對其創作背後的思維，引發我們的一些思考。 台灣族裔的認同政治(identity politics)從1970年代起，因為不同省籍的政治與學術菁英之間的論辯與競奪，讓族裔之間的差異(ethnic difference)從壓抑的國府派國族主義釋放出來，發展出以政治與社會兩股力量為核心的運動，兩者既矛盾又互為辯證；政治上的本土運動以台灣國族認同做為團結武器，高舉選舉路線為最高策略，簡化社會關係矛盾，弱小族裔較難在間接民主競技場上出頭。但是，包含社區、環境、小農、勞工、新移民女性等蓬勃的社會運動，自從八十年代末原運份子在嘉義拉下吳鳳塑像的「吳鳳事件」以及高舉孫中山為「名譽總指揮」的客家「還我母語運動」打出解嚴後二聲槍響之後，邊緣族裔尋求另類實踐的可能性逐漸浮現了，而根植於部落、原鄉的部落主義與返鄉運動，為往後20年的社會參與打下基礎。 這些「植根」客家的主角，用不同的方式貢獻鄉里；《祖堂重建的推手》和《文相的異想世界》的主角楊景謀和溫文相，他們的「硬頸」精神在推動夥房保存與家鄉環境的過程中，雖面對種種困難，仍不放棄，終於有美麗的成果。 幾部影片的最佳女主角，譬如 《畫・家》的張淑蘭、《行入客家》的邱玉雲、《蓮蕉的顏色》的王惠鈴，都有堅韌又沉靜的美感執著。張淑蘭因為思鄉，每次從高雄搭國光號巴士回到佳冬，用畫來連接家鄉人民的感情；嫁入麟洛的邱玉雲，因為愛，用剪紙剪出一生的包容；活潑的王惠玲改造傳統藍衫，也影響了內埔社區創造性的美學觀。 至於「逾越」的觀點，必須對民族形成的社會型態做一理解，特別是1993年當「四大族群」的說法在立法院提出之後，一連串的族群政治定型化的政策出臺，有固化族群關係的危機。法國哲學家巴理巴(Étienne Balibar)認為民族形式經過許多代的感傷、情感、集體記憶、政治意識、型態、結構、運作、經濟利益和各自的歷史質，為了讓人們團結於特定時空，需設置一般規則和組織，便於區隔與定型。但是，隨著經濟、技術與文化發展、加上和異質社會的互動頻繁，民族形式本身會改變其內容，假如出現一種排外、種族主義、種族淨化、唯我獨尊的族裔認同，就不能「逾越」狹隘的民族與族裔限制，族裔文化就會陷入危機。 《樂現・樂仙》、《蓮蕉的顏色》、《獅頭張仔》、《紙傘少年》記錄了不同客家社會的轉變與危機，這四部作品說明了過去20年各地客家主管機關與社團所建立諸如花布、粄、客家話、花、山歌等客家意象，其實掩蓋不了客家社會老人照護、婚姻、客語流失與教育等問題，正如巴理巴所批判的固化定型的族裔觀點是需要同外在環境互動，才能產生新的互為主體的認同。 這一系列作品比較受爭議的是馬耀‧比吼的《Una是客家人嗎？》。這部紀錄片是導演花費多年時間在那瑪夏原住民山區蹲點的結果，整部片也許超出觀眾對客家影像的期待，但是，片尾精彩的帶出了Una的祖先原來是參與了1915年蕉吧年事件後逃逸在山區的客家人，祖先把客家粄的傳統流了下來。這部片不僅讓人驚豔，因為它「逾越」了客家文化的想像，帶出更多影像創作的可能性。 觀賞這些影片，有遺憾，有驚喜，也有自我的警覺，當然更多的是，如同蘇珊‧桑塔格一樣，對於創作者處理社會發展過程中「無限多樣性與複雜性」期待：期待「六堆常民人物誌2」系列紀錄片的「植根與逾越」方向，可以解放思想，破除成見，為六堆與台灣社會產生更豐富的想像與對話。